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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由于思想解放运动的展开，人们重新唤醒了对物质文化的热情和追求。一个在形式上一度极端重视虚妄精神力量的民族，当他们的注意力转向物质生活追求的时候，物欲的澎涨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和人类先进文明发展的轨迹所不同的是，中国的这一次开放由于没有必要的精神文化准备，其后果就必然造成文化的畸型发展，顺着这种势头走下去，所谓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化复兴是不可能的。在世界的文化史中，尚没有一个文明是单纯由于经济强大、物质文化发展而成为文明大国的先例，因为“只有在人类的精神改变了物质，使人们依他们的理智及道德的见解去应用时，物质才有用处。”(《文化论》[英]马凌诺斯基)。
当人们对物质功能性的基本需求特别满足时，人就会本能地将意志转向精神文化的需求，这个时候对审美体验和艺术创造的要求就会自然地表现出来，所以文化人类学者认为：“艺术的基础也是确定他在于人类的生物需要方面。……艺术的要求，原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而艺术的基本功能，就在于满足这种需要。所以艺术中的审美要素是到处存在着的，因此，我们能很感动地听那单调的野蛮人的大鼓，悼亡的哀曲及巫术咒语的调子，或者鉴赏新爱尔兰所富于幻想的雕刻，西非洲的面具和美洲西比印第安人的图腾标记。”
原始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有五千文明史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人。
一
一个先进而又完善的文化形态之中，必然要具有三大文化尺度，这就是：人的尺度;物的(自然的)尺度和美的尺度。这是人类文明发展所创造出来的基本法则。因此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审美文化环境。
审美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理论上的提出是在18世纪的欧洲，德国大思想家、剧作家席勒在其著名《美学教育书简》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审美在精神文化、社会活动以及人的现实生存中的重要作用，他甚至认为：“政治问题的解决必须假道美学问题，人们只有通过美才能走向自由。”席勒将审美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他之后又经过欧洲思想家的不断阐发、深化、完善，逐使审美成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文化体系。
在中国文化史上，“审美文化”虽然没有形成明确而独立的理论概念和体系，但孔子早在春秋时代提出的“兴于诗，成于乐”的思想，应该是审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表述。虽然孔子的这个思想只是一语录式的片断，但其中蕴含的意义却是深刻而广大的。可惜的是孔子的这个思想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得到充分彰显，更无完善发展，这真是中国文化的大不幸。而审美文化在欧洲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欧洲人从古希腊开始，经文艺复兴，至启蒙运动——史称欧洲文化三大高峰。“三大高峰”的形成，审美文化在其中举足轻重，当欧洲的审美文化高歌猛进时，中国的文化却相反进入森严的中世纪——礼教时代。从而造成春秋、汉唐、前宋所造就的诗性文化、美学精神的毁损，它直接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感性精神和生命精神的弱化——于是中国人的创造精神和自由空间就几乎丧失怠尽，只至晚清就“万马齐谙”而积贫积弱了。到了这个时候，何谈审美以及文化!
历史发展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经过历次极端的政治文化的打压，中国传统的审美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草创的现代审美精神已经基本丧失了。
人的审美活动决非简单对艺术的喜爱和欣赏，它是人根据美的规律把握世界的一门学问，审美关系就是人对现实的各种现象的评价，审美决定着人的处世态度、精神世界、举止行为，它表现在人的整个生活方式上。人对世界审美关系的最高级形式是艺术。艺术是人的目的性行为。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中，审美正失去它的真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审美顶多是一种身份的装饰品，在政治话语中审美活动则被当作了宣传教化工具，其次它可能还被认为是某种修养等…。上述种种对审美和艺术的漠视、曲解，造成了当代中国审美使人深刻忧虑的后果。在中国当代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大部分审美文化的象征符号，如建筑、服装、房屋装潢、生活用品、工业设计、城市雕塑等…，多是审美品格低下的，文化含量很低的，并且和人性是抵触的。而反映在人的行为、精神世界和生活方式则更是使人不堪——粗痞、庸俗、猥琐等，可以说是人的普遍写照。太多的人(包括很多高学历的人)尚处在低品格、低趣味的审美层次上，他们没有文化人格，至于“审美的人生态度”更是他们不懂也无意去追求的境界。
这就是中国当代的审美文化的现实景观。
二
由于这样的审美文化现实，人对作为“审美关系最高形式”艺术的态度以及它的社会化方式就从一定的意义上表征着审美文化的状况。
从表层上看，经过二十年的文化开放政策，又由于富足人群的增加，在中国社会从上至下都出现了一个对艺术关注和需求和趋势，尽管这种关注和需求尚处于一个较为低级、规模较小的层次，但它的出现总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文化春消息。但是深入地分析就会发现，这个艺术的社会方式还是处于一种原始状态的，品位低级的，不规范的形势之中。这种形势首先表现对艺术流通和需求关系从宏观上说首先是没有国家立法，因此在艺术品的收藏、捐赠、拍卖等渠道中都至今无法可依;在涉及公共性的艺术工程(如城市雕塑等)的建立中是既无明确法规程序，也无真正意义的学术介入和专家评定，随意性极大，成为所谓的“书记工程”或“市长工程”等。并且暗箱操作甚至腐败现象非常普遍，它的后果是全国上下的艺术工程大多数是垃圾工程，品味低、甚至不堪入目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工程随处可见，严重败坏了都市的文化空间、污染了人们的感官视觉。在艺术品市场方面也是处于无序、有行无市和不正常的状态。中国的艺术品市场从总体上主要是流通方式尚没有进入正常的商业运行机制，双方都不遵循通行的商业之道和法则，欺诈现象和黑幕重重、假画、劣画通行无忌，没有学术介入和专业评价机制……等，不一而足。总之，中国的艺术品流通方式和艺术市场尚没有形成特有的社会化机制和文化法则。古人曰：“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艺术的社会化前景是十分堪忧的。
三
从文明国家的艺术社会化方式来看，主要社会化和流通方式包括下列几种：
●展览和陈列 展览和陈列历来是艺术品走向社会化的一个主要方式。在近二十年的变改中，中国的艺术展览冲破一统而呈现多元的格局。归纳起来大致有下列几种形式：一是制度展，由国家和政府机关主办的展览，旨在贯彻和体现制度的意识形态方针和文化政策，如现在仍在坚持的五年一届的中国美术作品大展，至今年已是十届;二是艺术展(学术展)，由学术机关或社会团体主办的，具有各种主题和学术专题的展览。这种展览艺术本体色彩和学术色彩突出，正越来越受到艺术家的重视和社会的关注，如中国油画学会、版画学会，中国画艺委会主办的展览等;三是商业展，这是八十年代之后才出现的展览形式，由画廊和艺术经纪人主办，有明显的商业目的，按照商业要求操作。这类展览在艺术上参差不齐，但档次分明。有越来越多的优秀画家参加此类展览。
长期的制度性陈列展是具有经典性意义的展示方式，在中国尚无成例，就连堂堂的中国美术馆也没有长期陈列专门场馆，至于省市一级就更少了，据了解仅上海、深圳等有之，但也未成熟。
另外，由于文化对外开放的结果，近些年西方那种旨在展示现代艺术作品的制度性展“双年展”形式也引入中国，相继举办“上海双年展”，“广州双年展”和“北京双年展”。作为一个制度展，看的是延续性、现代性。欧洲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卡赛尔文献展”都具有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中国式的双年展能否坚持，还需期以时日。
出版和发行 出版发行是将艺术导入社会的一种形式，但由于出版和发行的“非直接性”，遂使出版发行不能算作艺术品本体意义的社会化，而只能是“文本”性的。这一点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类社会化具有根本的差异，文学作品在现代社会几乎是全靠出版和发行才能实现其社会功能的。
电子网络化空间 随着电子网络技术的扩展和普及，艺术品的社会化方式双多了一个快捷的方式。但电子频幕对艺术品魅力的精妙展示还是存在很大距离的，它和出版发行一样，还是“非直接性”的，因此，电子网络化对于艺术品的目前还只是一种信息性的渠道。
●公共收藏 公共收藏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和初级阶段。国家在立法、行政法则上尚没有法律化的条文，另外由于国家财政上的问题和文化意识的问题，公共收藏在价位上于尚低于市场价位，因此体现不出国家收藏在文化政策，文化支持和保护的效能。从二十年多年的情况看，中国现当代艺术品的代表性甚至经典性作品多在海外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现在除了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深圳美术馆等，以及少数高等艺术院校和机构具有较有明确的收藏制度和学术规划之外，大量的公共收藏尚处于随意性、临时性的阶段。从公共收藏的机构角度说，很多具有公共收藏资格的博物馆，文化艺术机构，都没有公共收藏的制度和计划，这种现象与他们的社会职能是不相称的。另外，笔者曾先后接触一些有成就的老艺家，他们表示有意将自己的代表性作品在有生之年捐献给国家艺术博物馆，但由于大多地方国家艺术博物馆尚没有这方面明确功能和制度，这此可贵的艺术品只好散失在社会之中。
●私人收藏 私人收藏的兴起和规模是一个国家文化发达的一个标志。私人收藏是指拥有资本的艺术爱好者，艺术赞助人，私人研究者和艺术玩家的个体收藏方式。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很多这样的人士，不幸的是由于极端的政治文化使这种传统和保护艺术品的传统几乎消失了。近年来私人收藏在中国悄然兴起，但由于国家对此缺少文化政策的保护和支持，故规模不大，也没有成为社会文化时尚。中国当前的私人收藏整体地说是良莠不齐的，很不规范，学术介入也较少，大多是凭藏家的兴趣和个人偏好，没有学术的背景和艺术史的考量，盲目性很大，随意性很大。严格地说和中国历史上和欧洲历史上的私人收藏家相比，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大艺术收藏家，象俄罗斯特列恰柯夫兄弟，意大利美弟奇那样具有文化理想，超越功利的收藏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
●画廊 近些年来中国的画廊业呈较快的发展态势，数量颇为可观。但规模普遍做不大，时间也做不长，是一种此起彼伏的情况。如果说中国的画廊业尚处于草创阶段，上述情况尚属正常。但是如果中国的画廊业主不改变不规范、不专业，并且没有专业支持和学术介入的通病，中国的画廊业前景仍然是很不乐观的。
最后，还需指出的是中国当代特有的“礼品画”现象和中国画界的“笔会”现象，这可归于“中国特色”一类。当前“礼品画”和“笔会”的泛滥已十分严重地危害着艺术创作和艺术的正常社会交流。它的规模很大、很广，各界都有介入，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品社会化的“异化”现象，并且它还为腐败和权钱交易提供了一个隐蔽的艺术品资源。这种现象严格地说不是艺术品的正常社会功能体现的方式，虽不足为训，但它对艺术的社会化和艺术家的负面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来源：中国艺术批评家网 作者：邓平祥